辛亥年九月初六日(1911年10月27日)，在腾越地区(即腾冲)爆发了在云南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“腾越起义”。它打响了云南辛亥革命的第一枪，有力地推动了昆明的“重九起义”，是继武昌起义成功之后，率先响应的地区之一，按时间排列在全国位居第四。起义之后，即依照孙中山《革命方略》的精神，建立了云南境内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——滇西军都督府，而且核心人物都起自布衣，不为官僚政客所控制，这一特色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。可惜的是，由于受到封建官僚、军阀势力的镇压、扼杀，所以为时不长，便宣告夭折了。

　　19世纪末期，英帝国主义侵略缅甸后，其侵略魔爪又伸向了云南。当时的腾冲，既是滇西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又是边防重镇，当然首当其冲。边疆各族人民在不堪忍受侵略者压榨的情况下，先后爆发过多起反侵略、反暴力的斗争，如左孝臣的守土抗战和马嘉理事件等。再加上清朝官吏的划界失地，更加激起各族人民的义愤。而清政府不但不支持人民的爱国热情，相反地还压制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。在此内受封建专制的压迫，外受帝国主义的掠夺，国家和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热血之士，都在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。因此革命党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因势利导，把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引向了反清革命。1905年，同盟会会员秦力山就曾深入到德宏、腾冲一带进行活动，之后又有杨振鸿、黄毓英、杜韩甫、马幼伯、居正等人相继前来联络三迤志士。当时较早具有此种进步思想的，首推张文光和刘辅国。

　　张文光，字绍三(一作少三)，腾冲三街人。性情豪爽，仗义疏财，好结纳朋友。其父以经商为业。后因故，迁到县城东郊前董库居住。他本人来往于腾、缅之间，经营玉石生意。于时正值同盟会在仰光设立总机关部，宣传革命。张文光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，决心投身革命，后在腾冲认识了杨振鸿，遂加入了同盟会。其住所与刘辅国毗邻，二人因志趣相投，结为兰交，友情胜过同胞兄弟。

　　刘辅国，字弼臣。腾冲前董库村人。青年时代随父在盈江蛮允经商，为人豪侠好义，素有“小孟尝”之称。因目睹清政之不纲，官吏腐败无能，国势日弱一日，遂有志于革命，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，深表赞同。乃移分号于弄璋街，因为这里地处通衢，便于寻找同志之人。与干崖土司刀安仁结为兰交，二人十分投契，且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十分关心。

　　刀安仁，字沛生，是干崖宣抚司第二十四代土司，也是一个很开明的土司。青年时代，曾多次率领土司兵和当地的汉、傣、景颇、阿昌等族群众，与入侵的英军进行过英勇斗争，虽取得了胜利，但腐败的清政府却让英人占去了大片国土。眼看清政府已不足有为，遂欲东渡日本，寻求救国真理。刘辅国知道后，极力怂恿他前往。刀安仁到日本后，认识了孙中山，经孙中山介绍，加入了同盟会。在此期间，革命先锋秦力山受同盟会的委派，前来云南边地进行活动，其合法身份是帮助土司办学。在土司署与刘辅国认识。于l906年经秦的介绍，刘辅国加入了同盟会，是腾冲地区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会员。他利用绅商的特殊地位作掩护，先后接待过多起同盟会总部前来活动的同志，为他们的安全和活动提供方便。

　　1907年，杨振鸿受到清政府的追捕，逃亡到蛮璋街，刘辅国知道后，将他接到弄璋，住了数日，然后又冒险将他护送到缅甸八募。杨振鸿辗转到了日本，向总部介绍了刘辅国的情况。于是王养石、黄毓英、李霞章、何仲杰、马幼伯、吴品芳、杜韩甫、居正等人便相继拿着杨振鸿的介绍信到弄璋来找他接头，并接受居正的委托调查滇西一带军械局的武器存储情况。经刘辅国的宣传、联络、介绍，使得昆明、腾冲、干崖、缅甸的革命党人联成一线，互通革命声息。

　　1908年，刀安仁自日本回国，带回了孙中山的《革命方略》，刘辅国向他介绍了张文光，并安排他俩会晤。三人经过商议，决定在腾冲创立“自治同志会”，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，进行活动。由刀安仁负责指挥，张文光负责日常事务，发展会员，联络各界人士，刘辅国则往返于腾、崖之间做联络工作，并各输家产，充做活动经费。

　　1909年冬，黄敏英、杜韩甫、马幼伯、吴品芳等人再次来到干崖旧城，与刘辅国会晤，刘辅国向他们介绍了滇西革命的进展情况，并介绍了张文光。然后写了介绍信，让他们带到腾冲交张文光，请他接待并负责他们的安全。1910年春，刘辅国回腾，在董库家中和他们相聚，讨论发难之策，订出了腾省互应秘约。即黄毓英等人赴省城运动，如黄等在省城发难，则滇西立即响应；反之，如滇西发难，则省城也必须立即响应。并决定由刘辅国到缅甸的华侨中及干崖一带的富户中筹措经费。会后便分头各自行动。

　　1911年7月，张文光、刘辅国、刀安仁等齐聚干崖部署起义，分头联络各地革命党人，候机行动。刘辅国负责策动蛮允、昔马、户撤、腊撒等地的巡防营官兵，刀安仁负责发动各土司，张文光在腾越以自治同志会为基础，策动腾越镇官兵反正。并商定事成之